整顿校外培训机构，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，是今年教育部的重点工作，也是一个“老大难”问题。为什么各种培训班屡禁不止?为什么孩子们的负担总是减不下来?整顿校外培训机构，不是一场“运动式”的行动，关涉教育结构的深层次改革。依赖社会各方面、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，才能从消除社会根源着眼，逐步、稳妥、渐进地扭转“校外培训乱象”。

校外培训的洪流是怎样汇聚而成的

一段时间以来，各级部门出台了系列严格规范校外培训的治理政策和行动，较好地遏制了占坑班、超时超难培训、培训机构携款跑路等难题。然而，由于相当数量的中小学生依然在参加校外培训，切实减轻学生学习负担、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治理目标并未完全实现。校外培训不规范、挤占大量课余时间，其重要原因在于未能充分实现家、校、社协同，特别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同。

校外培训屡禁不止，部分原因在于学校教育主阵地未能发挥好作用。资深教育家顾明远先生甚至惊呼：“培训机构正在代替学校”“不能任由培训机构‘绑架’学校。”学校教育作为教育主阵地，特别是知识教育主阵地功能有所弱化，从知识学习的时间、难度和环境营造上，向家庭教育和家长转嫁了太多压力。

一方面，学校教育的时间安排与家庭教育存在错位。下午3点半放学的政策设计，其初衷是让学生们获得充分的体育活动、自主学习和游戏的时间，而如果在职父母下午5点半下班，父母要接到孩子进行家庭教育，至少存在两个小时的时间空档。不少家庭为此不得不用“校外培训”来弥补。

另一方面，学校教育教学的难度和强度不适应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要求，特别是对学生的能力考察要求。随着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推进，传统考试对学生知识记忆、重复和再现的考察，逐步被理解、记忆和综合运用能力所取代，而这显然需要学生花更多时间和精力，掌握更有效的学习方法，也提出了更高的学习环境与基础设施要求。

比如，在运算知识的考察上，不再是简单的要求学生计算8+4=?的结果，而是通过情景来考察：“妈妈做了美味的蛋挞，小明吃掉了4个，还剩8个，请问妈妈一共做了多少个蛋挞?”不得不说，这样的考察形式契合数学思维和数学运用能力的学习要求，是教育观念转变、教学方法和水平的提升。这其中，读懂题目、能理解每一个词语，也是对家庭教育的考察。小学一年级的儿童可能不认识“蛋挞”和“剩”的含义，这需要教师或家长读题、加强课后阅读来解决。

此外，部分家庭的知识教育配合能力弱，家长学历不高或工作繁忙。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校外培训，包括以“应试”导向为主的学科辅导培训。放下工作养不起孩子，拿起工作陪伴不了孩子，是不少城市家庭、留守儿童家庭的现实处境。一些家长即便努力兼顾子女的家庭教育，居家工作或把孩子带到工作场所看管，但因为子女没有独立的、安静的学习场所，面临明显的空间冲突。

就学校教育来说，部分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不够。“不允许在职在编教师参与有偿补课”的政策立意是为了遏制“课堂不教课外教”乱象。然而，由于教师队伍年龄结构、职称结构不适应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质量提升需求，部分年长、高职称临退休教师缺乏改革教学方法的积极性，中青年教师奋战在教学一线，收入受制于职称，评优的指标和名额也稀缺，使得部分师德有缺的教师“课堂不教课外教”。

此外，难免有部分学生跟不上学校正常教学进度，产生了“补差”的市场需求。江苏省某大型学科培训机构负责人预测道，在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理的政策背景下，未来的校外培训市场将是个体教师作坊式培训，即以住所为教学空间，针对差学生开展补课培训，与大型培训机构并存，而中小型、欠规范运营的培训机构愈加难以生存。

校外培训屡禁不止，家长教育观念失之偏颇也是重要原因。比如，国家出台了关于发展体育、美育的系列政策文件，有的家庭就开始报跳绳班，一分钟跳120个，达到满分要求了还不满足，要求孩子一分钟跳到150个、160个、180个……一年级的孩子，钢琴考级三级甚至五级六级都不够，还要参加各类比赛……总之就是要“最厉害”“第一名”。更不要说是超前学、超难学，为此不惜投入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以上的培训费。父母的期待压制了孩子的自我期许与愿望，攀比、从众等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，最终汇成校外培训洪流。

学校教育、校外培训和家庭教育并非泾渭分明，而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规范校外培训重在推进家庭、学校和社会的协同，特别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协同。毕竟，是否选择、如何选择校外培训，终究依赖于家长的“理性”选择。如何让其真正理性，需要学校教育归位，也需要家庭教育归位，各在其位，协力育人，才能真正实现多样化的素质教育，也才能真正建立起高质量的教育体系。(周秀平　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专职副研究员)

遏制校外培训泛滥需做好校内加法

最近几年，中小学培训领域可谓快速崛起。2015年，好未来市值不足50亿美元，截至2020年12月31日，其市值已达429亿美元。2016年，长期以出国留学考试辅导为主的新东方，占比第一的业务也变成了国内中小学培训。

与此同时，在线中小学培训成为投资的风口，一轮又一轮投资涌入，各种辅导班广告频繁在许多重要场合与媒体出现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超过100亿元估值的校外辅导机构至少超过了8个。

培训机构的崛起，也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，引发了舆论热议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，其中不乏相关培训机构过度市场化，焦虑营销、过度营销等原因。不过，在对校外培训机构加强治理力度的同时，也需要多反省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，对校内不适当的减负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，做好校内的加法，最大程度在校内满足多样化与更高质量的教育需求。

培训机构的收入是家长排队交钱“堆”上去的，不是谁命令的。之所以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，有一个根本原因，就是其“满足”了家长与孩子的教育需求。

各种调查都表明，在不少城市中，中小学生到校外辅导班上课的比例普遍较高，几乎成了“刚需”。这一现象说明校内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，这其中的核心，就是一刀切的减负政策导致“校内减下去，校外加出来”。

“三点半现象”就是其中的典型。我们希望孩子们学业负担轻一点，少一点，下午3点半全部放学。这样的规定，不仅不能满足一些更高、更多元教育追求的需要，也给家长带来了诸多不便，由于下午3点半时仍在上班，家里又无人接送照顾孩子，于是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训班成了主要选项之一。一位家长就曾无奈地说：上培训班总比去游戏厅强吧?

减负，是要减去不必要的、多余的负担，而不是都要减、都必须减。不加区别地减负，可能会产生更多问题。要认识到这一点，首先需要对负担有一个全面的认识。

负担首先是一种心理感受：喜欢玩游戏，三天三夜也不会觉得是负担;不喜欢学习，10分钟都是负担。从绝对负担的角度来说，任何对自己有高期望值的人，负担都是重的，这不会因教育制度或者教育理念不同而不同。

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华·休姆斯曾经写过一本书《美国最好的中学是怎么炼成的》，书的第一章就记录了惠特尼中学一个高三女生有代表性的一天：喝4杯咖啡，睡4个小时，考4.0的GPA。而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女生对自己有非常高的期望和追求。我认识一些在美国最好中学就读的中学生，对他们而言，学习到后半夜再睡觉是家常便饭。但区别是，这些都是孩子们自觉自愿的，没有人逼他们。从绝对负担角度来讲，这些孩子的负担应该超过了大多数中国学生。

从这个角度讲，我们没有道理非要规定一些有更高追求的学生只能学多少、禁止多学。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”，奋斗是吃苦耐劳，是自强不息。对于这部分学生，我们应该给的是鼓励，是多提供学习的机会，而不是一味减负。

第二，需要承认一个现实：受国情和文化影响，中国家长普遍对子女教育非常重视，对孩子的未来发展也抱有较高期许。这一特点，不完全受教育制度影响。比如，在纽约，伴随华人移民的增多，以当地中考与美国“高考”为核心的辅导班也开始大幅增长，而且主要开设在一些华裔聚居区。

客观来讲，这一特殊文化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扰，比如容易造成教育功利化等问题，但从积极的角度看，重视教育也是一个良好的文化传统，而且这一追求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。因此，对于一些自身有更高期望的家长与孩子，没有必要、也不可能把负担减下来。一刀切减负的结果，只能是这边减下去，那边加出来。

第三，还需要认识到，每个学生的情况和需求不同，因材施教是教育的基本规律。在减负的过程中，需要筑底，即降低不合理的、过高的基本要求，但不应封顶，否则只能把有更高追求的孩子挤到校外，也不利于国家拔尖人才的培养。

美国公立学校要求普遍较低，甚至会出现较多不及格、不能毕业的现象。但同时，美国的中学里也有“天才班”，也有覆盖全美的“大学先修课程”(AP)。大学先修课程在中学开设，目的就是给学有余力的中学生提供更多学习机会。因材施教是最基本的教育规律，对超纲学、超纲教等严格设限、一刀切的规定，无法真正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学习需求。

因此，需要调整校园减负一刀切的做法，让校内教育最大程度满足不同的教育追求。如此，才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，把课外的需求降下来，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课外辅导班泛滥的现象。(陈志文　作者系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)

没上过奥数班，我不认为和同龄人有差距

很多孩子的童年都有关于上课外班的回忆吧，我的童年也不例外。从兴趣类的绘画、合唱、舞蹈、朗诵、钢琴、围棋，再到技能类的轮滑、游泳、羽毛球……我上过各式各样的课外班，它们持续的时间从几个月到一两年或四五年不等。

这些种类丰富的课外班，为我的童年添加了一抹别样的色彩，更对我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通过少年宫短暂的合唱课，我爱上了歌唱，并拥有了迄今长达10年的校合唱团的经历，音乐成了我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小学持续4年的围棋课，不仅是我周末放松身心、广交“棋友”的场所，更是让黑白棋子在我的思维中碰撞出火花，锻炼提升了我的思维能力。作为小小志愿者，周末在中国科技馆服务的两年也是一份快乐的回忆。

对我来说，童年时上的这些课外班，从来都不是枯燥乏味的课程，每一个兴趣班都是我真心喜欢且受益匪浅的。

上初中以后，这些兴趣类的课外班便减少了许多，校内课程的学习成为更重要的部分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课余时间，都是被语数英等课程充斥着。也许家长从小对我的学习，采用的就是基本不干涉的模式，更多强调和培养我的自学能力，我也从来没有上过奥数班。

升入初中后因需要而尝试上过的数学、物理课外班也从没有超过半年的，不论是大班教学或一对一的课程，我都不认为它们的效果比我自学的效果强。比起出校门后换个地方听老师灌输知识，被动地在书本上奋笔疾书，我更喜欢在自己的一隅之地里，徜徉在无人打扰的环境中，享受冥思苦想后成功解题的快感，当总结好专属于我的个性化学习技巧后，还会收获无尽的满足感。

或许课外班的老师有更多样化的技巧，但在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，有什么知识是不能在网络上筛选后得到的呢?例如我曾在B站上看过某位老师分享的教学视频，进而巩固了三角函数的知识;疫情期间通过电视补充学习了英语语法……这些视频既可以随时使用进度条调整进度，反复观看，也可以“二倍速”浏览，节省更多的时间。这样的学习方式可谓是质量与效率兼得。

要说在上学后我坚持时间最长的课外班，那就是英语了。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，周末时间的一部分一定会留给英语，毕竟语言学习是长期的过程。

现在高三的我回想起成长的时光，更多是在课外书与旅途中度过的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我从不认为我在学习上与那些从小上遍奥数、作文等学习班的同学有多大差距，反而我感谢父母给予我一个丰富多彩的童年，让我能不断拓宽知识面，领略祖国无数大好河山。“向内行走，向外认知”便是如此吧。(李希希　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高三学生)

家长为什么心甘情愿送孩子去培训班

对家长们来说，校外培训可以说是一个又爱又恨的存在。因为有了校外培训，家长们的钱包不断地“瘦身”，孩子们则一个个成了“吞金兽”。作为一名“打工人”家长，我对此是深有感触。

但是，家长们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把挣的那点钱送进校外培训机构?要说完全是非理性，也不是事实。如今一些商业机构以牟利为目的，利用种种手段制造教育焦虑，怂恿、诱导家长们拼命报班。以至于这几年来，超前教育、过度教育现象在一些地方蔚然成风，这让家长、孩子都苦不堪言，对教育有害无益。

但是，实事求是地说，假如一刀切地禁止校外培训，也不现实。因为校外培训自有其优势。作为一名“佛系”家长，我自认为对孩子的教育并没有太大的执念。不过，通过不多的几次报班经历，我也感觉到相对于校内教育来说，校外教育确实有吸引我的地方。

校外培训最大的特点，当然是种类繁多，应有尽有。许多在校内无法开设的课程，比如各种乐器的学习，小众运动如马术、滑雪、击剑等，在培训市场上都能找到踪影。虽然很多学校都有特色教育项目，但是义务教育不可能面面俱到，校外培训机构则填补了这片空白。可以说，校外教育给家长们提供了更多选择，也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多人生选项。

当然，除了这些大家都可以看到的现象之外，对于我这样的学生家长来说，体验更深刻的，还是校外培训的个性化和针对性。不久前我的孩子偶然报了某个兴趣班，此后，兴趣班老师每个星期都会给我打一次电话，详细讲述孩子在班上的学习情况，问我有什么疑问，对孩子在兴趣班的学习还有什么意见。当时我很震惊，不管是我自己的学习经历，还是孩子的在校学习经历，都没有过这么高频次沟通的“待遇”。这种有针对性的教育模式更尊重孩子的个性特点，更注重孩子的感受，显然满足了很多家长的需求。而学校教育更注重公平和普惠，在个性化方面自然无法苛求。

此外，校外培训还可以更有趣味性。学校教育有一定的学习目标，在当前教育环境下，应试教育仍然是主要内容。但是，我周围就有一些孩子在校外学习做饭、排练戏剧、做科学小实验，既能学到一定的知识，又忙得不亦乐乎。这就是兴趣导向的学习，让孩子在课余时间去学他感兴趣的内容，有什么不好呢?所以，也不用一提起校外培训，就想象孩子们苦大仇深的表情，他们也可能兴高采烈。

相对于学校来说，校外机构和老师有更大的动力去改进方法，吸引学生。技术的进步也在推动教育不断更新升级。我第一次陪孩子上网课的时候，就深深地感叹，现在的培训机构真是有办法，不断地和孩子互动，不失时机地推出一些小奖励，不但把孩子牢牢地吸引在屏幕前，还让孩子学得开心。

当然了，作为一名家长，我也有私心。毕竟工作那么忙，下班后也未必能完全把时间留给孩子。那么，孩子放学后的时间怎么安排?校外机构就成了家长们的好帮手了。让课外班来代行部分家庭教育的职责，或许不是最完美的，但也是很多家庭的现实选择。

总而言之，只要规范发展，合理利用，校外培训就能为教育助力。对于家长来说，关键还是自己先要摆正心态。

首先，不要被过度焦虑的情绪所裹挟，把对孩子的期待值“调整”到合理区间，也不要盲目听信培训机构的宣传，以为报了某个班就能让孩子突飞猛进。以一颗平常心去接纳孩子，选择校外培训，就能与其和平共处。

其次，要了解孩子的特点，在做好家庭教育的基础上为孩子选择校外培训。虽然很多家长工作繁忙，能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有限，但是，没有任何一个教育机构能代替家长。一些人给孩子报满课外班，或许潜意识中会觉得这是在弥补自己无法陪伴孩子的遗憾。只是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无可比拟，在花钱报班之前，或许家长们都应该扪心自问：我足够了解孩子了吗?这真的是孩子的需要吗?(土土绒)

破解校外培训难题，需要教育结构的深层改革

最近，与“校外培训”有关的话题，又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整顿性政策下热了起来。从教20余年，每每谈及这个话题，我们这些身在校园的教育工作者都不免感到有些矛盾。长期以来，只要涉及课堂教育的改良改革，校外培训的影响都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。校外培训独立于教学计划乃至教学大纲之外，对课堂教育而言当然不是什么好事，但是，校外培训毕竟是由学生与家长的需求催生的，课堂教育决不能对其视而不见。如何让课堂教育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，同时改变使校外培训过度泛滥的土壤，是我们必须关心的问题。

其实，校外培训可以分为三种，第一种是以应试为导向，针对考试主科展开的校外培训;第二种与第三种，则分别是兴趣特长类的校外培训和素质拓展类的校外培训。毋庸置疑，令社会各界尤其是教师和家长群体深感焦虑，以至于成为社会矛盾焦点的，从来都是第一种校外培训。以应试为导向的校外培训之所以空前繁荣，又与课堂教育的现状离不开关系。

在我国，中小学教育固然有着丰富、全面的教育目标，但是，学生与家长最看重的，始终是最后的“出口”，也就是选拔性的升学考试。于校外教育而言，不论是“培强”还是“补弱”，其实质目的都是让学生在升学考试中取得更理想的成绩。在课堂教育中，教师当然也希望学生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，但是，除了少数一流名校，大多数学校的师资配置，都不足以让教师充分兼顾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进度与个人特点。在动辄四五十人的大班教学体系下，许多教师仅是依照大纲完成教学任务就已十分疲惫，因此往往只能照本宣科，按照全班能力的平均值把控教学进度，连因材施教都很难做到，更不要说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校外培训自然成为学生和家长为课堂教育填补不足的第一选择。

与此同时，一个舆论平时说得不多，但在教育界已然不容忽视的问题，也应引起充分的重视——那就是确实有一部分教师，在主动为校外培训推波助澜。长期以来，尽管有关部门三令五申，禁止在校教师在外开设补习班，但是，不论是在中学还是小学，都有一些教师想方设法突破限制，从事校外培训工作。有些教师会在课堂上“藏私”，让学生不得不参与补习，还有一些教师会互相介绍生源。从学校管理者的角度出发，此类现象当然是师德师风失范的表现，但是，更进一步追问这些教师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我们也不难理解，这与教师群体明显低于其劳动负担的待遇密切相关。

面对选拔性升学考试这个硬性的“指挥棒”，学生想要跃过“龙门”，必然要获取足够的助力。如果他们无法在课堂教育中获得需要的东西，求助于校外培训就成了必然的选择。一方面，在应试这件事上，校外培训已经成了相当一部分学生不可或缺的学习工具，乃至于一部分教师都将其视为课堂教育的有益补充;另一方面，校外培训对学生课余时间与精力的侵占，又反过来严重影响了他们在课堂上自主学习的积极性，损害了课堂教育的质量，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悖论。

面对这种悖论，仅仅满足于用行政指令限制校外培训，恐怕很难取得预期中的效果。只要课堂教育的现状与学生和家长的需求没有发生改变，简单地限制、打击校外培训，只会让同类现象转入地下，变得更难监管。在这件事上，单纯的“治标”没有意义，如果不能从校园一端入手，解决课堂教育这边的问题，校外培训注定是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

要让课堂教育与校外培训之间既相克、又相生的“悖论”消失，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师资问题。当下，且不论师资资源是否在整体上充足，各校之间师资力量分布不均，已是极其明显的问题。对此，有关部门至少应在公立教育体系中大力推进师资力量的平均分配，通过促进教师流动、鼓励名校建设分校、与一般学校合作等方式，让教师的工作能力与压力分布得更加均匀，从而为更多学生享受相对个性化的教育提供可能。与此同时，有关部门也应在条件允许的合理范围之内，尽可能提高教师待遇，只有让教师能够在课堂教育的本职工作中得到合理的回报，才能防止部分教师和校外培训机构缔结“利益共同体”，从内部侵蚀课堂教育。有了更合理的师资分配和教师待遇，学校自然能更顺畅地开展课堂改革，让课堂教育朝着更加个性化、更能鼓励学生自主学习，提高其学习效率的方向发展。与此同时，处于“出口”一端的选拔性升学考试，也应加快改革步调，进而从根本上消解“教育军备竞赛”给学生和家长带来的焦虑。有了这些“治本”之策，再加上法制化的政策监管，校外培训的难题届时自然会得到解决。

需要补充的是，作为教师，我并不主张彻底取消应试类校外培训。不论大环境如何改变，总有一些学生和家长会有课堂教育无法满足的特殊需求。我们所希望的，是让校外教育不再成为普遍性的焦虑来源，而要做到这一点，依赖的必然不是“运动式”的对校外培训的打击，而是对整个教育结构的深层改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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