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村医生，历来被形象地称为农村居民健康的“守门人”。近日，有媒体刊发深度报告，聚焦村医后继无人的困境。据《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，到2019年年底，全国仅剩村医79.2万，从最近5年数据来看，村医数量依旧以平均每年5万的速度锐减。待遇低、保障差、风险高、任务重，是村医群体逐渐缩减的主要原因。

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，村医都无疑在乡村卫生事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作为深入到最基层的医疗力量，农民有什么头疼发热的症状，可以及时方便地在村卫生所获得诊治;此外，村医还肩负着居民健康档案与慢性病管理、健康宣传教育、预防接种等工作。例如，很多流行病的溯源离不开村医，重大传染病发生时，村医及时汇报，有助于在第一时间切断传播链，避免造成更大范围的伤害。

但是，村医群体的整体知识水平和医疗能力有限也是事实。在过去，村医被称为“赤脚医生”，他们缺乏成体系的专业化培训，很多时候依赖经验从事医疗活动。近年来，尽管村医职业化水平有所上升，但由于待遇保障不足，也很难吸引专业水平高、医疗技艺精湛的医生到农村工作，由此形成恶性循环。

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，农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和“新农合”的实施，很多农民选择到城镇求医。但对于不少农民来说这并不方便，同时也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挤兑。因此，必须切实发挥村医健康“守门人”的功能，让村民继续认可村医、信赖村医，才能解决村医群体后继无人的困境。

首先，要改革体制机制，明确村医的身份地位。在报道中，有村医抱怨：“我们干着公务员的活，操着医生的心，享受着农民的待遇。”村医职业地位的暧昧不清，无疑是村医职业吸引力下降的重要因素。随着医学教育的发展，要吸引更多医学毕业生从事乡村医疗工作，首先要明确他们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身份。在实践中，多地实行村医“乡聘村用”，纳入乡镇卫生院聘用人员管理，就是值得借鉴和推广的做法。

其次，要充分保障村医的福利待遇。村医所在的村卫生所尽管微小，但也要适当赋予其自主性。乡村医疗需求与大城市大医院的医疗需求存在差异，村医常常要以一人之力应对各种复杂极端的医疗状况，不仅是对其专业能力的考验，还对村医办事协调能力提出了高要求。因此，村医的付出一点也不比大医院的专家少。要进一步完善村医的绩效奖励机制，允许村医针对各乡各村实际情况调整进药用药，从而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，并提高村医从医的积极性。

再次，对于优秀的乡村医疗工作者，要创造条件为其提供上升通道。目前，一些地方尝试招收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年轻人，但也发生了留不下的问题，一些年轻医生把村医工作当成事业的“跳板”。应该承认，追求更大的职业平台是人之常情和客观规律，与其“堵”住年轻村医职业上升的路，不如出台政策积极疏导，让真正为乡村卫生事业作出贡献的人获得好的归宿。比如，允许年轻村医在规定服务期满后调动到上一级医院工作，出台城市医院、乡镇卫生院、村卫生所的交流机制，优先提拔任用有基层乡村医疗工作经验的优秀医生。

党的十九大提出了“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”的部署，乡村家庭医生改革正如火如荼。健全村医队伍，让有能力、有抱负、有理想的医疗工作者留在乡村，为广大村民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服务，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。有朝一日，乡村医生、乡村教师这些乡村医疗文教的“主心骨”进一步挺直腰杆，乡村振兴也将积蓄更多文明之力。(王钟的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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